惡劣的傳統

因而,「打扮狂」與「揮霍慾」可被避免,巳專門針對外在環境發展出來的完善服裝藝術,亦
不致遭人隨意破壞。则梅斯頓表示,蘇門答臘人對歐洲人三不五時更換時尙感到訝異,認爲這些衣物毫無
用處。1亞洲人審美眼光^的保守,可被單純視爲熱愛舊有之物,缺乏政治變動則被正面解讀爲穩定與治
國藝術高超的表徵。则但自^七六〇年代起,這種評價愈來愈少見。一七六四年,約翰,約阿辛,溫克曼
在《古代藝術史》中,將希臘藝術的逐步開展和埃及人與波斯人,尤其是在人像描繪的固定與單調上,相
互對照。風格變化成了西方優勢的另一個表徵。風格是時尙的精鍊形式。
像生動活潑與死寂僵化、積極創造與思想不孕、改革與固守惡劣的傳統這種對比,愈來愈形尖銳。在
新的發展思想光芒中,無人爲停滯狀態辯白,穩定成爲一種惡習,在這時出現的語意學歧異中,顯得更加清晰。當人們以一種行動與依附主體的語言來描述歐洲的歷史之際,卻在停滯與落後的亞洲社會卜,運用機械的或生物學的有機隱喻。一七八一 一年,皮耶.索棱哈視中國爲一缺乏想像力與天才的重複文化:一切都機械式地或根據常規在運轉。不久後,赫爾德勾勒出:個忙碌空轉的類似畫面。他提及一種二儒家)倫理學的機械裝置」,認爲中國人的「內在循環」「正如冬眠動物的生命」。则原先那張個別民族只有細微差異的人類大地圖,被再度復甦的東西對立所取代,並在自然與歷史的對比中,重新被詮釋:東方的歷史是消極的、接近自然狀態、類似植物的,一種聲音單調的機械,簡而言之:漫無目的,沒有意識;只有西方的歷史才進入到道德欲求的高等世界。
在發展理論的高峰,即在康多塞,特別是在黑格爾處,這種對比被處理得更加細膩。黑格爾前所未
有地從歷史哲學來神化今日歐洲的優勢,並努力正確看待受到經驗論小心論證,甚至超出赫爾德的特徵,
而在哲學上貶値亞洲文化的當時人物。這種歷史哲學式的排他與歷史科學式的包容的結合,並無結果。
十九世紀的典型,應是質疑停滯狀態的機械式絕對化,甚至在赫爾德處即有了規模I論及亞洲民族
是「缺乏歷史」的及被世界史的運行排除在外。^甚至,認爲斯拉夫人沒有歷史的人,也只是打算把世界
史主體的活動圈子縮小。至少指涉「缺乏歷史」的理論,即亞當,史密斯和尙—巴布提斯,塞伊的靜態經
濟理論,其最佳的理性解釋幾乎未曾超出少數經濟學家的圈子,並只在卡爾,馬克斯後期的「亞洲生產方
式」論述與約翰,史都華,米爾一些零星的意見中,才開始觸及到歷史與歷史哲學。
^8緊^ 、祠、1^ ^^口司
在這三種試圖理解亞洲歷史的論述中,停滯論述是十九世紀影響最爲廣泛的論述。在幾乎所有亞洲帝
國向西方帝國主義投降,維多利亞時期的殖民戰略家深信擁有避開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前驅者悲慘命運
的良方後,帝國命運的循環模式似乎顯得無足輕重。至少大英帝國應該打破興衰的厄運,永垂不朽。從思
想上來看,文化的返化論述落入了邊陲地帶,在那,新的東方學科及一八一〇年左右,隨著英國年輕的巴
格達總督克勞迪士 ,李奇首度探勘而展開的西亞考古學^ ,賦予早期黃金時代切合實際的光輝。返化觀念
在不受科學控制的浪漫主義的神祕地底過冬,直到十九世紀中期,由於「混血」的種族墮落學說才再度復
甦。似乎只有停滯論述符合時代精神與科學的認知。從此不斷有新的證據證明,亞洲已無法和成功接踵而
至的現代歐洲並駕齊驅。

主導思想

從文明理論到文明化使命
把人類分成主動、可以宰控歷史的西方與消極、沒有歷史的其他地區的粗陋世界觀,並不是伏爾泰、
吉朋、施洛策、傅格森,或甚至特別強調所有文化特質與內在價値,但同時導致後來某些簡化現象,具有
雙重性格的赫爾德等大思想家差異甚大的想法的唯一遺產。另一條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思想史脈絡,
指出了「文明」概念此一主導思想。
啓蒙運動的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基本概念,是普遍的和一元論的,根植在人類所有民族與種族儘管外在
各有差異,卻具有相同資質的觀念上。因此,將個別民族排除在世界的演進過程外,並不可能。「野人」
和「蠻族」及主要、但不是完全在歐洲所見的「文明」民族,同樣都參與這個演進過程。像「原始人」
與「原始民族」這種顯然具有歧視意味的概念,尙未通用。野人的「粗野」或許令人反感,但幾乎沒人
否認他們未來發展的潛力。今口的歐洲人難道不是凱撒與塔西圖斯所描述到的野蠻部落的後裔?弗里德里希,席勒在七八九年耶拿就職演說中生動表述出這個歷史圖像:我們歐洲航海家在遥遠的大洋和偏僻的海岸的發現,讓我們看到既富教育意義,亦有趣的景觀。
他們為我們指出我們周遭各式各樣教育程度的民族,就像不同年紀的孩子圍著一名大人,因為他們,
讓他憶起他自己過去的樣子和他的出身。口
對席勒而言,歷史是一種「教育」的歷史,對其他人來說,像圖格特及蘇格蘭啓蒙分子,歷史則是
物質生存方式和法律的歷史。不過,還有許多其他的概念,而幾乎所有概念都認同人類可臻完美的理念,
並相信個別民族與民族團體,會以不同的速度經歷往往被視爲一系列階段的人類文明化的進程。而且,總
是有人先行,有人遲到。這種情況可從環境條件這個最終機制,而不是人類學或文化的缺陷得到解釋。如
果後來者有足夠的遠見,可在先行者中認出一絲自己可能的未來,而先行者反過來,可在落後的民族中見
到自己朝氣勃勃的過去:既是證明自我實現者的對照背景,亦是在對可能的返化示警。
當文明化按部就班進展,而非突然受到神祇或先知的干預,重點便在逐步分級的描述與命名上。舊有
的三個等級:野人I蠻族I文明民族,顯得粗笨。蘇格蘭的階段順序:獵人1牧人I農人I商人
(商業社會),有點「可以運作」,但這已經設定一個並非大家都能認同的物質文明理論爲前提。至於通
史,並非國別史的總和,而是「文化史」或文明史,自一七六〇年代起,輕易受到全歐的認同。基本上,
就連幾個早期重要的國別史敘述I特別是大衛,休姆的《英國史》〈一七五四— 一七六二)與威廉,羅
伯森的《蘇格蘭史》〈一七五九〉I是以國別爲例子來說明文明化進程的歷史。加然而,一七八〇年代,
博學的英裔愛爾蘭神職人員喬治,格列哥里已思考到,是否人類的文明史只限於早期階段到農業與國家鞏
固之際,因爲之後多少受到偶發因素的影響,國家的性格益形強烈。^不過,這種方法論上的質疑,並未
損及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當康多塞一七九三年描述出人類自最初部落形成的思想發展所經歷的十個時期
時,這時進程達到高峰0
個自文明歷史的差異,主要在於是否作者較爲關注文明的形成,也就是人類徹底的馴化^ ,還是如休
姆、羅伯森與吉朋,著重在古代後期開始的歐洲文明發展。^至於個自文明化中的內涵與動力爲何,同樣
也有眾多觀點和參與討論的人士 。

風俗狀態

弗黑雷與伏爾泰最先點出可能有獨特的非歐洲的文明化途徑,而吉朋與
施洛策這樣的通史家,則一直銘記於心。耶拿的東方學家約翰,哥特弗立德,路德維希,柯澤加騰,他
是一名歌德研究世界文學時就教的權威人士 ,在^個相當重要的試驗中,勾勒出一個根據大量史料知識,
但旯有啓蒙意味的「哲學式」理論的東方文明史:一個和威廉,羅伯森著名的歐洲史分析匹配的東方對
照物,便是西羅馬的滅亡。剛柯澤加騰的東方在地理上從希伯來人和腓尼基人所在之地直到印度,他從最
初部落結構的形成、早期立法者的活動、宗教、儀式與祭司階層的出現,一路追溯亞洲社會的發展,直到
他所稱的「社會與風俗狀態」的文明發展關口 。别他避開過於大瞻的推論,基本上援引那些不同民族的舊
有「律書」來描寫東方高等文化的共问之處:一種具有效率的農業;一種差異甚大的手工業分工;社會
階層體系的模塑;無所不在,但影響不大的奴隸制度;好客的義務與^助;尊老與看視女性等等。在這條
東方整體的發展途徑中,他區分出不同的變數,像祭司主導與武士主導的社會。東方的近代史保有許多這
類早期的特性,不必然面對停滯。至於變動,一直可以觀察到,但絕不只是一種進步的變動。例如,古時
阿拉伯人的婦女比後來的享有更多自由。脚柯澤加騰草草勾勒,便已心滿意足。他並未大幅編寫自己在某
些地方類似黑恩的東方社會史。這部作品的意義在於,他1或許自覺反對黑格爾不久前在柏林講學中所
說的I再次在無法以西方標準衡量,但卻仍構成人類共同歷史一部分的亞洲獨特的文明進程中,描述亞
洲。這本書在黑格爾去世的一八三一年出版,讀來彷彿一份十八世紀的文獻。
隨著時間演進,文明概念隱匿的標準不斷被清楚突顯出來。一七八七年,威廉,瓊斯爵士認爲所謂
的文明只是「自己國家的習慣與偏見」则,他的相對論在世紀交替之際前,便已落伍。那和以一 一分法來區
分文明人與非文明人無關,那是在我們這個時期末才開始,也就是約在弗里德里希,施勒格一八一 一八年宣
稱伊斯蘭根本沒有創造任何文明之際。则至於一個較爲普及、認爲個別民族會達到不同成熟程度的統一文
明發展過程,基本上能夠更加完善其觀念,暫時排除了嚴格的一 一分法。問題其實比較在於,根據當代西方
多數人的理解來斷定一個特定人類團體和完全開展的文明的遠近關係。這個指標可以是時間上的,像沃爾
尼,他精確指出埃及馬木路克傭兵的思想停留在十一 一世紀,而該國其他地區甚至在十世紀便已停止。^或
者,我們設想一個文明程度的刻尺,每個民族1就像今天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一樣!都有一個特定
的刻度。對此,自然需要標準,或如今天所稱的文明程度指標。因此,文明並非在粗暴的對抗下所謂野蠻
的對立面,而是層次細膩的文化成就。
在英國作者處,這類思想方式有其特殊意義。十六與十七世紀時,英國人即已試著確定他們和部分
受他們殖民的近鄰的野蠻愛爾蘭人的距離。在一八〇〇年左右,綜觀他們在亞洲勢力範圍與鄰近地帶的關
係,變得重要。從現在起,大家覺得有必要「指派每個社會一個在人類關係大鍊條中該有的位置。」陶在
休二旲瑞一八〇八年的陳述中,還迴盪著「生物大鍊條」的舊式宇宙觀,在這個時期卻去生物學化,轉型
成爲社會與文化分析的工具。顯然,一個文明程度指標可被輕易解釋成爲一個種族指標。不過,這在十八
世紀末發端後,在一八三〇年後的時代才出現。
和同儕沃爾尼與喬治,弗斯特一樣,深刻體現了科學與「哲學」旅行家於一身的啓蒙運動後期典範
威廉,梅斯頓,便是這種層次細膩的新型文明意涵的創始者之一。

六科封駁

他一七八三年完成,一八一一年最後一
次出版的《蘇門答臘史》中的關鍵段落,値得在這詳加引述:
在市民社會刻尺上確定這個島嶼住民的等級,並不容易。儘管他們和歐洲文明國家所達到的程
度相差一大段,但他們和非洲及美洲的野蠻部落的距離,幾乎也是一樣巨大。如果我們把人類概分為
五種類別,其中又再細分成無數次級類別,那文明的蘇鬥答臘人可以歸入第三種,其他的則歸入第四
在第一種類別中,我自然會把一些古希臘黄金時期的共和國納入,還有奥古斯都時代與其前後
時期的羅馬、法國、英國及近一百年来其他高度發展的歐洲國家,或許還包括中國。第二個類別必須結果,隨著軍機處的出現,整個國家政治
運作體制發生了巨變,原來由內閣承旨、六科封駁、公事用題本內閣承辦,私事用
奏本直達御前的方式,一改而為由雍正親書或口授諭旨,軍機大臣承旨擬諭逕自廷
寄到各地的方式。這樣一來,原來的題本就成了例行公事的公文,而原為王朝中樞
的內閣則成了有名無實的擺設,權力跟吊銷差不多了 。
軍機處不但從形勢上削弱了內閣及其他政府部門的權力,還從本質上削弱了它
們的實力。這是通過雍正對軍機處人員的任免來實現的-雍正在對軍機處人員的
選擇上,提出了只用能人,不用庸人的觀點,並提出了惟用親信,不問出身的理
論。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雍正開始從各部門大力選拔人才,調往軍機處,這樣一
來,必然會對其他政府部門形成釜底抽薪之勢。另外,軍機處諸大臣與雍正又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軍機處人員的具體情況-雍正曾先後任命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鄂爾泰、馬爾賽、平郡王福彭、貴州提督哈元生、領侍衛內大臣馬蘭泰、兵部尚書性桂、內閣學士雙喜、理藩院侍郎班第、鑾儀使訥親、都統莽鵠立、豐盛額等為軍機大臣。又先後任命內閣侍讀學士舒赫德、蔣炳、兵部主事常鈞、庶吉士鄂容安,內閣中書柴潮生、翰林院編修張若靄等人為軍機章京。在軍機處人員中,允祥、張廷玉、鄂爾泰與雍正的關係就不必說了 。蔣廷錫早在雍正四年就擔任戶部尚書一職,協助允祥辦理財政問題,從那時起他就獲得了雍正的信任。馬爾賽曾被雍正任命為北路軍營撫遠大將軍,早得眷寵。
莽鵠立在雍正初年任長蘆鹽政時,就受到了雍正的賞識。哈元生在西南改土歸流行動中立有大功,雍正接見他時,解御衣以賜之,對其恩寵有加。訥親在雍正重病時,被任命為顧命大臣,由此可見對他的信任之深。張若靄、鄂容安則分別為張廷玉、鄂爾泰之子。
由此看來,雍正所任命的這些軍機大臣,他們原來的官職相差懸殊,從正一品
到從四品都有,這就是說,雍正在選拔軍機大臣時,官職不是必要的條件,而工作
能力和與皇帝私人關係才是最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雍正在用人一事上,既體
現了「惟用親信」的思想,也體現了「不問出身,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用人策略。

批答奏摺

同時,由這些親信負責軍國大事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即這些人必定忠誠於雍正。而且作為軍機大臣,他們的職責多是從事議事、撰述、傳達工作,雖有一定的權力,但卻主要是秉承雍正的旨意辦事,既沒有議政處的決議權,又沒有內閣的票擬權。這樣一來,雍正就更能大權獨攬了 。
由此看來,這次行政機構改革,在加強了皇權的同時,還削弱了滿洲貴族和滿漢大臣的「相權」。軍機處與密摺制度的確立,使雍正能夠親自批答奏摺,並向軍機大臣面授機宜,這樣一來,天下庶務就全歸雍正一人裁決了 。「才」之一啄,能虛儼惟「才」之一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才具之員,田惜之教之。在上面這段文字中,雍正的話很精闢,顯示了「才」的重要性。「才」應該是貨真價實,不能有冒牌貨。
實戰:招攬人才,以才取勝用人則需知人,知人才以善任。雍正用人,權力是天賜的,但天賜就能管用,就能長久,就能歸心嗎?這裡面除了皇權,還必定有招兒。大膽使用賢能之才是雍正吏治思想的核心。他用人的原則一直本著官得其人、人盡其職、不拘成例、不限資格的原則。
不拘成例,不限資格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有能力,即便你官職低微,也可以將你破格提拔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崗位上。為此,他曾說:「即府縣等官員階局遠者,
果有真知灼 ,信其可任封疆大吏,亦准列於荐牘之內。」與任人唯賢的思想對立的是,雍正大帝討厭只會做表面文章的俗儒、腐儒,他認為那些人「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卻實無一策」。因此,他鄙棄這些雖能下筆千言,卻根本不知道「吏治及一篇真文章」的腐儒,自然不會重用他們。也就是說,那些腐儒並不是真正的賢才,怎麼能夠堪當重任呢?雍正思賢若渴,但他本人也知道真正的賢良之材是不可多得的。為此,他曾講
「蓋自古迄今,大抵中材居多,欲求出類拔萃之賢,世不屢遇,故理國之道貴儲材有素」。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從古至今,才智居中的人比較多,要想選拔出類拔萃的賢
才,就很難找到了 。因此治國之道應該貴在能夠在平日裡多儲備一些人才,儲備也
即培養,好不斷從中進行選拔。
從雍正這番話裡,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初步具備了 一種新型的用人思想,即對
人才的培養和儲備。而對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從現代意義上講就是「人才庫」理論
的雛型。這就是說,幾百年前的雍正大帝,已經提出人才庫這一觀點了 。
雍正這種高瞻遠矚的心智,帶動整個社會向前邁進,推動歷史的改革進程。讓
我們看看雍正又是怎樣儲備人才的呢?
雍正大帝儲備人才的方式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設立和借助科舉、教育制度把可造之材送進政府機關培養和訓練。用雍
正的話來說就是:「培館閣之材,儲公輔之器也。」意思是說,我們之所以注重培
養館閣人才,就是為了使他們有朝一日能成為輔佐國家王公委臣。這主要是指選翰
林而言。

展露頭腳

雍正說,選翰林「必人品端方,學問純粹,始為無忝厥職」。就是說要把那些
人品、學問都很優秀的人儲備充實到中央政府的樞要部門去鍛鍊。
為此,雍正還特地設立了朝考制度。即對每年殿試中舉的進士再進行一次考
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從中選出最優秀的人選,委以提拔和重用。這個制度以後一
直實行了下來。清代許多有名的宰輔都從這裡開始展露頭腳。
看來,雍正的「培館閣之材,儲公輔之器也」的目的確實達到了 。
另一種方式是注重在實踐中儲備從事具體工作的實幹人才。比如河防水利,雍
正就經常講:「是通曉河務人員不可不預為儲備也。」時常選拔優秀的官員到治河
第一線去學習治水之術。
正如雍正所說,世間大抵中材居多。所以對人才的培養訓練就顯得格外重要。 ^
一〇八)!’」〈上〉
與其臨淵慕魚,不如返而結網,有遠見的領導人,大抵不難明白這個道理。 ^
2
在用人一事上,雍正的確是不拘一格的。也就是說無論你有沒有文憑學歷,只
要你有能力又實心辦事,那我就可以對你破格錄用。
但人到用時方恨少,特別是在管理一個國家的事務上,像田文鏡這樣的得力幹
才實在是不夠,因此雍正時常慨嘆:「天下唯人才難得!」
人才既難得,就要加大選拔人才的力度,為此雍正主張「進賢勿避嫌,返不肖
勿避怨,知其賢而不言是謂蔽賢,知其不肖而不言,是謂黨惡。」
意思是說:舉荐賢才時不能懼怕嫌疑,就算他是你的親朋至友,只要他確有賢
能,也要大膽舉荐,但對那些不肖之徒,1定要揭發他,不要怕因此遭到他們的怨
恨,假如你知道某人不肖卻不揭發,那你們就是朋比為奸了 。
雍正明確下令:「凡為督撫者,當為國家愛惜人才,而於參劾之間,尤當加意
慎重,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荐一劣員之上。」這就是說:各省督撫,應當懂
得愛惜人才的道理。在對部下進行彈劾時更應當謹慎。若因為查人不明誤將一個有
用的人才罷了官,那就比誤荐一個不肖的官員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大。
雍正的上述認識非常客觀而深刻。而深刻地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必得有深遠
的眼光和超人的心智才行。
去其短而引其長
然全才甚難,但為公為私,則些小過錯,俱可訓勉開導,去其短而引其
長,惟在統御者正與不正、誠與不誠耳。
-雍正智語
取長補短,永遠是人獲得進步的方法。雍正認為沒有全才,所以可以互相取短
留長,把事情做好,關鍵要看心誠與不誠。

墾荒之弊

責戟:不殺忠士 7允許出錯
雍正用人,首先認為所用的對象要有能力,也即把才放在第一 ,才是用人的基
礎或前提條件:強調所用的對象的素質,而輕視其德,是雍正不同於康熙,不同於
乾隆的獨特處,,在於他依靠強勢,嚴加管理,對自我馭下能力的自信。
雍正打擊政敵,的確夠狠,夠毒。但是對一些持不同政策見解而不是勢不兩立的人,有時不但不迫害,反而相當的容忍甚至重用。
朱軾,康熙末為左都御史,雍正繼位,封太子太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 一
命兼吏部尚書,賜詩,云「忠豈惟供職,清遝不近名。眷言思共理,為獨福蒼
生」。希望在他輔佐下治好國家。但是朱軾違度雍正意願,反對耗羨歸公。三年
〔一七一 一五年〕,雍正用他為大學士 ,還要他教育皇子弘曆等人。後來他又反對西北
用兵,據傳說,他曾不安於位,以病乞休,雍正挽留他,說「爾病如不可醫,朕何
忍留,如尚可醫,爾亦何忍言去。」他感激涕零,從此不復有去志,及至雍正死,
他立即針對老主子政策,上條陳,指責司法嚴苛和墾荒之弊,旋即病死,遺疏反對
言利。他同雍正的一些主張唱反調,雍正知道他的思想,但仍然重用他。太原知府
金拱也反對耗羨歸公,雍正卻很快提升他為廣西按察使,旋即擢為巡撫。他為地方
官任用的合理,向雍正建議把州縣分為衝、疲、難等幾類,依據分類情況,任用官
吏。前已說過,他的辦法為雍正所接受。曾靜案子中,他清查軍流人犯在廣西散布
反雍正的流言。他既得到雍正的信任,也極力為主子效勞。侍郎沈近思反對火耗提
解,雍正仍重其為人,賜詩讚許他:「操比寒^潔,心同秋月明」。沈近思反對雍
正崇佛,雍正並不為意,他死後,加禮部尚書、太子少傅,遣官往祭,又以其子
幼,令吏部派司官經理喪事。另一反對耗羨歸公的御史劉燦,雍正始初認為他有私
心,改授刑部郎中。後見他「居心尚屬純謹」,升之為福建汀漳道。五年〈一七二
七年〕,他因漳州政府及屬縣倉米短少,揭報督撫,文書被府縣截回,氣得以頭撞
壁,福建陸路提督丁士傑密參他浮躁失體統,雍正保護他,說他是感恩圖報心切而
忘掉了禮體,倒是肯定致力任事的表現,沒有過錯。七年〔一七一 一九年〕,李元直
為監察御史,上任八個月,疏奏數十上,其一對滿漢大學士等均有指責,說「朝廷
都俞多,吁砩少,有堯舜,無皐夔。」意即朝中只有贊同,沒有爭論,名雖譴詰廷
臣,實亦涉及皇帝,雍正問他:沒有皋美臣子,那來的堯舜之君。不過雍正認為他
沒有惡意,告他:「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恰好廣東上貢的荔枝送到,
雍正即賜數枚,以表彰他正直。不久用他為巡視台灣監察御史,雍正親自取時憲
書,為之選擇上路的日子。李陛辭時,雍正說他肯定不會貪贓,只怕「任事過
急」。

膽識和智慧

雍正剛剛即位不久,翰林院的一個叫孫嘉淦的小官就開始給皇上提意見,希望雍正「新骨肉(親近兄弟)」,「停捐納(停止賣官〕」,「罷西兵〔停止對西北用兵)」。雍正看了奏摺,當時大怒,責問這個小官的上司,翰林院掌院學士朱軾,為什麼此人如此狂妄。
朱軾小心翼翼地提醒雍正說,孫嘉淦這個人是狂放了 一些,但是我很佩服他的里。雍正沉思一會兒後大笑說,你說得有道理,朕現在也很佩服他的膽量,就提拔他當國子監的司業吧!然後,雍正又專門就這件事下詔對文武百官說:朕即位以來,孫嘉淦總是直言進諫,朕並不覺得生氣,反而很欣賞他這種作風,以後你們要以他為榜樣,向他學習。雍正這樣做,也並非全然言不同衷,後來孫嘉淦不但沒有遭到打擊報復,反而步步高升,一直當上了侍郎(副部長)。
上面提到的朱軾也曾經屢屢反對雍正的一些新政策。比如山西巡撫諾岷提議耗羨歸公以後,雍正大力支持,決定實行。但是朱軾覺得這樣做違反祖宗成法,恐怕一旦提留耗羨名正言順,耗羨之外再加耗羨,遺患無窮,所以連連上書,始終表示不贊同,附和朱軾的還有侍郎沈近思、御史劉燦等人。
雍正一再反駁他們,但是朱軾等人的立場就是不改變。後來雍正還是堅持推行了耗羨歸公的政策,但是對於朱軾等人並不懷恨,反而嘉獎他們的直言,命令朱軾擔任士 ,作乾隆的老師。雍正大帝在用人一事上,是頗具膽識和智慧的。他認為為官既要清廉,也要剛直不阿。而剛直不阿的人往往是那些招致非議同時又名聲不好的官吏。因為一個人若過於剛直,難免會觸怒上司,並遭到同僚的憎恨厭棄。
雍正大帝揆情度理地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敢於重用這種表面上被人認為是「乖張狂妄」的官員。他指出:「朕意,位居下僚敢與人不和者,非徹底糊塗人,必有自信處。須防人撥弄之言,全在爾等大吏為主持也。譬如爾等封疆大吏,朕若惟人言是聽,則爾等不得不與眾取和為要著,孰肯孤立自介耶?」雍正的這番話,講出了一一 一思,一、敢頂撞上司的人不可能是徹頭徹尾的糊塗蟲。他既敢頂撞上司,就說明他肯定有過人之處, 一、告誡那些做封疆大吏的官員,千萬不要因屬下搬弄是非,而誤把有才幹的人給打擊了;三、進一步指出:假如別人說什麼你們就信什麼,那你們這些封疆大吏就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真辦事了 ,相反,你們會把大量的時間花在與人拉攏關係的事情雍正大帝的這一番見解可謂一語中的,道破了「直人」可用的原因,同時也說明了他有非常高超的識人技巧和用人心智。

直言勸諫

耿直峻急的人有種缺陷,那就是凡這種人很難與人搞好關係,愛得罪人。這種人往往一身傲骨,鄙視世俗,寧可孤立,不肯媚欲,,這種人多為世俗所不容,往往非議、謾罵、污垢蒙身,如不細加甄別就會被埋沒甚至葬送掉。正因於此,雍正大帝才恰恰看重他們,用剛直不阿、性情耿直、卓爾不群的直人,哪怕他做出犯顏直諫有損天威的事,雍正也很少怪罪他們。
例如,孫嘉淦有一次曾以檢討的身份向雍正大帝直言勸諫。由於他為人耿介,對雍正多有頂撞,特別是在雍正不同意他的意見之後仍據理力爭,當時,雍正非但沒有殺他,還稱讚說:「服其膽。」也就是說,作為皇上,雍正服了孫嘉淦據理力爭不懼皇威的膽量。再如謝濟世,曾以諫官的身份參奏雍正最寵信的大臣田文鏡,結果引起雍正的
大怒。但他仍沒殺謝濟世,並向眾朝臣解釋說:「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然
審其緩急,權其輕重,誅戮諫官之過小,而釀成人心世道之害大也。」由此可知,雍正大帝不殺諫官,不僅僅是因為殺諫官是歷朝歷代大忌,同時還因為他看到了殺諫官事小,但由此醸成的危害卻是大的即把那些直言進諫的人殺了 ,以後誰還敢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呢?因此,不殺耿介之士 ,是雍正的又一用人心智,從中也能看出雍正的遠見和氣度。說他刻薄寡恩,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的人們往往看不到雍正的這一面。諒其直
言而不以為忤,自信而能兼聽,雍正的遠見和氣度都是古來帝王所少有的。
减贪務鸱謹言勉真若欲為治世之能臣,則戒貪務聰謹言勉真。若欲為亂世之本条雄,則非朕之所知也、雍正智語不徇私情、秉公辦事是衡量官吏的標準。雍正提出的「戒貪務聰謹言勉真」,是成功人生的八字訣。
實戥:秉公辩事,不氽私利任人唯賢自然要包括許多方面。在對賢才的選拔上,雍正大帝並非不強調德行,所以他一再強調當官者必須不徇私情,不謀一己之私,竭盡全力為國家辦事。雍正用人,定要使他的才能和職務相當,有才而不肖,賢而無才,取前者而捨後者,這是他用才思想的一個內容。
在賢和才的取棄上,雍正還有更深入的考慮。自從司馬昭給官員提出「清慎勤」三字要求之後,歷代的封建統治者皆奉之為圭臬,康熙也不例外,雍正卻提出了異議。他在論巡撫的職責時說:「巡撫一官,原極繁難,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謂勝任也。用人雖不求備,惟至督撫必須全才,方不有所貽誤,若無包羅通省之襟懷,統馭群僚之器量,即為不稱厥職。」又說:「凡事當務大者遠者,若只思就區區目前支吾,以盡職任而已,未有不顧此失彼,跋前躓後者,當努力勉一大字」。

廉潔奉公

他把清〈廉潔奉公〕、慎〔忠誠謹慎〉、勤〔勤勞主事〕,視作對高級高員的基本要求,另要他們胸有全局,目光遠大,辦事瞻前顧後,能夠駕馭屬員,即要兼有才能與忠於職守的品德。署理湖廣提督岳超龍在奏謝摺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屬,砥礪官方,以仰報亭厚之恩。」雍正告訴他,即使做到了正己率屬,「若不知訓練兵丁 ,滌除陋習,不過是一身而已,與木偶何異,曠職之愆,仍不能免」。說得很清楚,身為提督大員,以自身的模範行動帶領下屬清正廉潔固然很好,但若不能將軍隊訓練好,把從前的弊病革除掉,這樣的人品行再好,也不過像個木偶,起不到他所擔任的職責的作用。他以這個標尺衡量湘撫王國棟,認為王「心有餘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許之,然不能擴充識見,毫無益於地方,殊不勝任」。於是將之內調,並以此教育其後任趙弘恩。直隸巡撫李維鈞考察吳橋知縣常三樂,「操守 廉潔」,「但懦弱不振,難膺民社之寄」,擬將其改任不理民事的教職,報吏部審批。吏部認為,既說常三樂「無劣跡可議,但不稱職,不便留任,不知如何處理才好」,特請雍正裁奪。雍正回說,這事很好辦,就照他「居官罷軟,殊屬溺職,相應參革」。有德無才的官,在雍正手下難於得到重任。
依此標準,雍正指出:「凡為人臣,但為講求一身盡職之道,不必牽纏兄弟手足以及子侄親友。此即營私之巢窟,不可不知。」意思是說,做大臣的,為了自己能盡守責,就不能顧念手足兄弟之情-因為一旦牽連上這層關係,必然會導致營私舞弊發生。做人臣的不可不明白這個道理。
為了使官吏們大公無私不徇私情,雍正大帝曾明確表示:「凡秉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疏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己、壞法亂政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這就是說,只要一個人能堅持原則,大公無私地為國家辦事,那麼,就算你與我關係疏遠,我也會重用你;假如你營私舞弊、破壞法紀擾亂政策,就算你是我至親兄弟我也要罷免你–由此看來,雍正為了秉公辦事,就連兄弟之情也並不顧惜。事實上他也的確如此。
的確,為了做到公私分明,雍正甚至打破了種族界限,公然提出「不當論其滿漢也」!這就是說:無論你是滿族官僚,還是漢族官僚,你們都是大清帝國的子民,因此,滿人和漢人如果對國家貢獻相同,就應該平等對待-雍正這種「不當論其滿漢」的思想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因為打破滿漢界限,就意味著民族原則上平等的意思了 。當然,雍正的這一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在實踐中由於主客觀因素的種種影響和干擾,並未徹底貫徹執行。但是,這一 口號的提出卻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即為解決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更鮮明地指出了 一條明路。
為了要求官吏能夠大公無私,雍正不但力圖打破滿漢界限,而且還向自己的親族開了刀-他指出「一切需要剛果嚴明。屬員中遇有世家子弟,權要親族,絲毫不可瞻洵,宜先加教誡,如不知畏,怙惡不悔者,立即參處數人,則官方嚴肅,而藐法妄行之人自必潛移默化矣。」意思是說:辦理一切事務必須剛毅果斷嚴明,就算面對手握重權的那些人的親族,也絲毫不能顧慮。對他們可以先加以警告,假如他們仍仗勢欺人不知改悔,那就立即向我奏明由我來處理他們。只有這樣才能使那些人知道害怕,才能嚴肅法紀,而那些藐視法律的人看到這樣,自然也就悄悄改邪歸正了 。